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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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委员会 新闻出版署


当前高校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11月4日，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校出版社恢复和发展得很快，现在已有81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为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各高校出版社深化改革，加强基础建设，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成为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水平、高效益的学术出版基地和宣传舆论阵地，按照党的十三大精神和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社改革和图书发行改革的意见，提出如下意见：
一、贯彻和落实国家对高校出版社（含高校联合出版社）的各项经济政策
1．税收政策按现行办法给予执行。
2．高校出版社的出版物，总的应坚持保本微利的政策。按照新闻出版署（88）出电字第65号通知的规定确定一般图书的价格。大中专教材的价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和部署逐步调整。在教材价格理顺以前及实行出版专业分工的条件下，应按照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家出版局《关于下达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定额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给予补贴。从1989年起对出版社核定教材出版亏损补贴控制指标，各社按原规定的办法申报。为了鼓励高校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各校可以设立基金，或在科研事业费及相关科研项目中予以适当补贴。
3．鼓励各校筹措出版基金，资助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基金的来源为：
①学校各种预算外收入；
②出版社的部分收益；
③校友、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赠款及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赠款等。
4．在按专业分工出书的现行体制下，高校出版社在坚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其他教学用书作为首要任务，出版科学著作作为重要任务，保证教材和学术专著成为出版物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出版一些本校专业范围内其他层次的图书以及少量相关或相近学科的图书。
二、加强和完善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建设
1．逐步实行和完善社长负责制，适当下放办社权限。
①选题权：高校出版社选题计划由出版社编制，按规定程序申报。
②人事权：高校出版社社长由校长任免。社长提名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由学校任命。社内机构的设置和各科室负责人，由社长确定和任免，报学校备案。高校出版社要逐步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奖惩制度，优化劳动组合，提高人员素质，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
③财权：高校出版社是教育事业单位，由学校统一管理和核算，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单独核算，内部采用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其收益除用于自身建设和出版教材、学术著作的亏损补贴外，收益较多的出版社可适当上交学校一部分。
对于出版社由于非经营性原因而产生的亏损，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给予适当补贴，并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及业务费用。
出版社的基本建设、设备投资，应列入学校的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社长负责制的出版社，实行社长任期目标制和责任制。社长必须保证出版方针的贯彻，出版任务、建设计划以及各种经营指标的完成。
2．高校出版社要按任务实行定编，任务的确定应与本校的师资力量，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把主管部门委托的本地区或本系统高等学校的出版任务适当考虑在内。
出版社的编制可参照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委属高等学校出版社（含所属印刷厂）确定人员编制的意见》中的有关条款确定。尽可能利用校内兼职编辑承担编辑任务（约1／4左右）。高校出版社编辑中的高级职务比例参照学校教师比例确定，出版专业职务的评审权，也要参照教师系列，逐步下放到学校。
3．高校出版社一般为系处一级建制，但对少数任务重、规模大，经学校批准，报主管部门备案，也可以高于系处一级的建制，配备相当于“三长”一级的专职领导干部。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出版社自身的活力
在目前我国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高校出版社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同时又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原来的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做到学术性与生产经营性相结合。
要提倡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一切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改革，都允许试验。改革工作必须在学校统一领导下，从各社具体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律。
当前出版社的改革工作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
1．优化选题，改善图书结构，提高图书质量。
这是出版社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出版社首先要择优保证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抓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其他各种图书的出版，加强外向型图书的出版。


要努力减少质量一般、内容平庸的图书，坚持不出坏书和低级庸俗、内容不健康的图书。
2．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
高校出版社编辑部门的责任制，必须有保证社会效益、保证教材和学术专著等重要出版任务的要求和措施，也要有利于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图书。适当限制编辑人员超定额的报酬，提高为出版社争取较大声誉和经济效益的图书的奖励，贡献大的要重奖。鼓励编辑人员深入教学、科研、生产的实践，增强经营意识。
出版部门的责任制，要有利于提高出版物装帧、设计、印制的质量，降低出版成本，缩短出版周期，鼓励出版人员又多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发行部门的责任制既要有利于推动多卖书，又要注意社会效益，使发行难度较大的好书更多地发行出去，降低发行成本，提高利润率。
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学校经营承包，承包应有提高社会效益的要求。推行各种形式的的经营责任制必须实行考核和质量检查制度。
3．增强出版社的经营机制。
出版社要加强市场调查，注意信息反馈，调整图书结构，提高竞争能力。
出版社要努力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当前要特别加强纸张和书库的管理、纸型管理、工价的核算和书款的回收等薄弱环节。
出版社可以按照规定适当开展多种经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可以根据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及国家教委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有偿服务的规定，开展有关业务。
出版社要努力为读者和作者服务，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4．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
做好协作出书有利于解决高校“出书难”的问题。目前协作出书范围应严格限于教材和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图书。各出版社首先应该积极承担本地区或本系统内学校的协作出书任务。协作出书要经过出版社定题、终审、终校。出版社对兄弟院校协作出书除税收外还可收取少量的费用（主要是审校费），有盈利的可收取少量的管理费（一般不超过5％）。各部委规划内的和各部委委托出版的教材，原则上不属于协作出书，如有亏损，出版社可按教材补贴的有关规定申报。其余协作出版的自编教材，如有亏损，而核给出版社的教材补贴无法解决的，可以由委托学校或作者给予适当资助。已向国家和学校领取出版补贴的图书，不再向作者收费，或要求作者自销。严禁“卖书号”。


5．大力加强和改进发行工作。
发行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提高发行工作的地位，改善发行工作的条件，积极推进发行工作的改革。
在继续充分发挥新华书店重要作用的同时，努力办好高校联合发行系统，积极扩大和搞好自办发行。高校出版社自编教材可根据国家教委、原国家出版局《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发行工作的补充通知》办理。
专业性的图书可通过专业系统，实行对口发行。
所有高校出版社的发行网点绝对不许经销非法出版物和低级庸俗、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图书，不许张贴和散发内容低级庸俗、不健康的图书广告和宣传品。
6．开展对外合作出版业务，建设外向型出版基地。
高校出版社要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积极争取向外出口各种中、外文版图书，有条件的可与外国和港台地区出版商进行合作出版和开展其他各种有关业务的合作。在开展对外合作时，要遵守有关部门的各项规定。为了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主管部门可以下放权力和简化手续。


文章来源于2005年1月17日的《国际商报》

　　●2003年1月1日《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
　　●但两年来却在实际执行中不断遭遇尴尬
　　●多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书中隐藏着致命的缺陷

　　听专家解读———

　　 为何法律与实践相去甚远？
--------谷辽海
　　
　　2004年2月17日，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基因芯片扫描仪项目公开招标，亚能公司、朗逊公司、创博公司、盈力公司四家供应商参加了这次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活动。同年3月15日、3月22日、3月26日，深圳市财政局先后收到了其它供应商的投诉书。投诉书分别以朗逊公司的投标文件与盈力公司、创博公司的投标文件多处相同，《商务条款偏离表》中打印错误雷同，有串标嫌疑；以及亚能公司违规投标，投标文件部分关键技术参数表述不真实，对评标工作产生误导等等作为事实依据，要求深圳市财政局依法进行查处。
　　2004年4月28日，深圳市财政局经过调查取证后，认定创博公司、盈力公司、朗逊公司三家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有多处相同，其中的打印错误有雷同，三公司行为构成串标；投标供应商亚能公司在该次招标中，投标文件部分关键技术参数表述不真实，对评标工作产生了误导。为此，深圳市财政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作出深财购【2004】9号、10号、11号、12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上述四家投标供应商处以在一年或六个月内禁止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
　　事情至此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律师在研究后发现，深圳市财政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着种种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国内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屡见不鲜。这些缺陷已经让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本身游走在违法的边缘。
　 　
　　对供应商的违法行为给予应有的惩处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政府采购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于违法事实的认定、所适用的法律、所实施的行政处罚程序等方面，都必须符合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案所存在的缺陷值得我们重视。
　 　本案适用什么法律？
　　本案是属于公开招投标引起的政府采购案件。从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来看，政府采购的行政主管机关没有适用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而是援引地方性的法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本案的缺陷之首。
　　我们知道，政府采购对象的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所以法律将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因此，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当事人和行政主体，不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还需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确，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法规、规章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落实到本案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行政主体援引地方性法规对供应商进行处罚，其依据与法律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
　　我们以其引用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来分析，根据该条例规定，供应商如果存在本案所述的违法情形，投标无效，给采购人、招标机构或者其他供应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采购主管部门“可以”对其处以投标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三年内参加政府招标采购的投标。可见，该条例赋予了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权力：“可以”处罚或不予处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决定权完全在于行政主体。此外，该条例罚款的幅度和禁止交易的年限也与国家法律———《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悖。如该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是处以投标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是“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又如，该条例规定的禁止交易的年限是三年内，低于一年都是被允许的；而《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是“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之后，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和适用，作了明确的解释，其中规定：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显然，本案的行政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应该依据国家法律，而不是地方条例。
　　法律对政府采购行政处罚的规定究竟如何？
　　这起政府采购案例，行政主体认定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属于“串标”行为，但实施的处罚却远远少于法定内容，严重违反了羁束裁量范围。
　　“串标”行为在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和招投标活动中都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一直是被从严禁止的。但本案件中的供应商却仅仅受到在一年或六个月内禁止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这显然有悖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只是供应商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之一。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所存在的违法情形，应该同时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行为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招标投标法》对“串标”行为也有严厉的处罚规定，但相对于《政府采购法》来说，还是较轻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政府采购法》有规定的，应该优先适用。
　　本案中，采购主管部门认定供应商的行为已经构成串标，应该给予行政处罚。那么依照什么样的程序，适用什么样的法律，给予什么样的处罚，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设定的处罚种类、实施的处罚依据进行，否则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行政行为。
　　 行政主体的权自何来？
　　目前，在我国的政府采购行政执法实践中，违反处罚法定原则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下位法作出的，并未援引和适用上位法。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法制统一，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以，深圳这部政府采购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如果需要继续适用，相关内容亟需修改。在尚未修改完善之前，对于政府采购行政执法案件，只能按我国政府采购法、相关的法律以及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内容执行。
　　处罚法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行政处罚的最重要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包括三层含义：
　　其一，实施处罚的主体是法定的。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赋予财政主管部门对政府采购案件行使主管权和处罚权。
　　其二，行政处罚的依据是法定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行政法规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作具体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处的行政处罚，但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作具体规定。
　　其三，行政处罚程序是法定的。违反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
　　 隐藏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根据一般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其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但本案中，所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未载明处罚种类开始履行日期和截止时间。如，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行政处罚种类是“一年内禁止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这一年的禁止期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间结束，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都没有明确载明。此外，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都没有记载行政救济途径和期限。
　　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国内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总是“短斤少两”，缺少一些法定事项，典型的问题有以下一些：当事人基本情况一栏里，很少有被处罚人的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的名址等；违法事实的认定究竟有什么样的证据，很少叙述；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来确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没有进行详细描述；行政处罚的履行期限和方式没有具体叙述；被处罚人如果不服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救济途径和期限没有进行叙述；落款的行政机关使用全称的不是很多，如：某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某市财政局办公室、某市政府采购管理处等等。倘若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必备要件缺位，一旦提出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败诉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大。

　　（作者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本文选自《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第一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本次发表时经过本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