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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修正）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9月6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4月2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行政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的统称。
行政性收费是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单位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收费。
事业性收费是机关、事业单位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的收费。
第四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统一领导、省级审批、分级管理、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以下列规定之一为依据：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
（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国务院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
（五）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七条 行政性收费标准根据行政管理行为的合理开支制定。
事业性收费标准根据提供服务的合理耗费、服务质量和数量制定。
第八条 行政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费项目经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收费标准经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由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其中重要的收费项目及其收费标准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需要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应当按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重新报批。
第十二条 凡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共同审核。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设立所依据的规定已废止或者修改后取消收费规定的，自规定废止或者取消收费规定的决定生效之日起原收费项目、标准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核定收费标准，应当严格履行申报程序，如实向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必需的资料。
第十五条 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转发执行。
第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超越权限审批、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超越权限核定、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单位在其职责范围内办理公务，不准收费；同一管理行为已经批准收取管理费的，不得又对发放证照收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单位，不得将职责范围内的公务交所属事业单位以有偿服务名义进行收费。

第三章 收费的管理、使用和监督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许可证和专用收款收据管理制度。
收费单位必须持经批准收费的文件到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由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以下简称收费许可证）；凭收费许可证到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由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款收据，或者使用经国家财政行政
管理部门批准的当地财政行政管理部门验证的全国统一专用票据，方可收费。
禁止转借、转让、涂改和擅自印制收费许可证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款收据。
第十八条 禁止收费单位超出收费许可证规定的项目、标准和范围收费。
禁止收费单位收费后不开具规定的专用收款收据和扩大专用收款收据的使用范围。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合并、分设、改变名称的，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调整，自决定生效之日起停止收费并于10日内持有关决定向原发放收费许可证的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被撤销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被撤销、废止后，应终止收费。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必须配备专、兼职收费人员，在固定的收费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实行亮证收费。
第二十一条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收费情况，实行年检年审制度，由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具体实施。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按国家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内收入管理或者财政预算外收入管理。收费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项帐册。属于财政预算内的资金应全额上缴财政，不得隐瞒、截留、坐支、挪用；属于财政预算外的资金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严
格按规定的开支范围使用。不得乱支乱用，并按季度向发放专用收款收据的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收支情况。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务管理办法由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必须接受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帐册、专用收款收据等有关资料。
第二十四条 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与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影响面较大的重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接受群众监督。对公民普遍反映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机关应当说明或者予以调整、撤消。
第二十五条 凡违反本条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拒交，并可以向当地物价、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受理机关应当及时查处。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撤消其收费规定，给予通报批评；监察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超越权限审批、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
（二）超越权限核定、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将违法所得清退原交费者，无法退还的予以没收；对收费单位处以违法所得金额一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吊销收费许可证；
监察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收费许可证或者超出收费许可证规定的项目、标准和范围收费的；
（二）不开具规定的专用收款收据或者扩大专用收款收据使用范围收费的；
（三）收费单位合并、分设、改变名称或者收费项目、标准调整后，未按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继续收费的；
（四）收费单位被撤消或者收费项目被撤消、废止后不终止收费的；
（五）转借、转让、涂改和擅自印制收费许可证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吊销收费许可证：
（一）收费单位不按规定公布收费项目、标准或者不亮证收费的；
（二）收费单位不按规定接受年检年审或者不如实提供帐册、专用收款收据等资料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审计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财务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瞒报、虚报、拒报收费情况的；
（二）不按规定管理、使用、上缴收费资金的；
（三）转借、转让、涂改和擅自印制专用收款收据的。
第三十条 对拒缴违法所得的，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知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抵减其预算内拨款。
第三十一条 对拒绝、阻碍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检举、揭发、查处违法收费行为的当事人打击报复，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财政行政管理部门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
第三十四条 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秉公办事，严格执法。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7年4月2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
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三十条修改为：“对拒缴违法所得的，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知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抵减其预算内拨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4月2日
黄思明诉中保公司永春支公司以汽车买卖保险未变更而拒绝赔付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的保险赔偿金案

黄建国 蔡鸿铭


[案情]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以下简称永春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永春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闽C /40163号车原系潘应文所有并挂靠于永春县达埔车队，潘应文于2001年12月12日向被告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总计交纳保险费5307.6元。2002年3月4日，潘应文与原告黄泉平签订一份卖车合约，将该车转卖给黄泉平，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亦未告知被告及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后黄泉平又与黄思明合伙经营该车，并雇佣驾驶员黄印端。2002年5月10日晚，黄印端驾驶该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毁人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黄印端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报案。该公司即派员进行勘查评估定损，并出具机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其清单给原告。2002年10月17日,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黄思明、黄泉平赔偿受害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126518.68元。另该判决又查明认定：案发后，黄思明支付丧葬费3500元给受害者家属。
为此，黄思明、黄泉平要求永春保险公司理赔。永春保险公司以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二原告遂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永春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永春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4014.4元。

[审判]
永春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人潘应文与永春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5307.6元，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应文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二原告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永春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应文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被告根据保险条款主张免责，因该免责条款系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内容与合同法、保险法规定的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相悖。故被告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其请求赔偿的金额104014.94元（126518.68元+3500元=130018.68元×80%，20%系绝对免赔率），有鲤城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二原告提供的索赔单据等证据佐证，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支付给二原告保险赔偿金104014.94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宣判后，被告永春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1、原审认定“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错误，因为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2、保险合同标的转让未经双方同意和未履行告知以及办理变更继保合同，属于无效转让等。被告终止合同，拒绝理赔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确定是否格式条款应根据合同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定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汽车转卖保险未更改而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一、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对此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保险契约。根据债权相对性原则，保险合同只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第三人。那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的转让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才具有变更和转让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国《保险法》和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对保险合同变更应当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有相应规定。本案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潘应文和被告签订的，原告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至今没有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变更。不管本案保险车辆的转卖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变更（狭义）或是转让，其行为都是无效的，因之原告与本保险合同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地就不具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即不具有诉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告具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一，确认诉讼当事人有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首先应依据程序法规定。那么，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规定，原告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投保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有偿转让给本案原告，原告购买该保险车辆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双方的买卖关系在实质要件上是合法的，且原告已实际占有支配该保险车辆，进而原告又因使用该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赔偿责任，与该保险合同标的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具备了提起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二，从实体权利方面看，由于该保险合同标的的转移导致了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该车附随的保险利益实际上也应随之转移给原告享有。原告是受让该保险车辆的主体，在事实上具有了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已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受害者）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又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应文理赔，而潘应文在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后事实上对该车辆已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使得其怠于行使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进而原告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依法有权直接行使保险合同上的该项赔偿请求权。当然，因为本案的保险车辆转让未过户，原投保人潘应文在法律上尚是合法的车主，也应当享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才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反之，也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就一定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例如，本案保险车辆转卖若已过户，潘应文就不再享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请求权。这就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区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的必要性。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二、车辆转卖未过户与变更保险出了事故谁担责
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对此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另据保监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被保险人不履行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潘应文在与原告进行车辆买卖，依法应办理车籍过户才有效，并在保险车辆转让给原告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或者订立书面变更协议。但潘应文与原告既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不按保险合同背书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理保险变更，显然违反《机动车车辆管理办法》和《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和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这种既违法又违约的行为，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同时，由于潘应文已将该保险车辆有偿转让给原告，其对该保险车辆车已再不具有保险利益，原保险合同自然失效。且在发生事故后，法院已确认原投保人潘应文不负赔偿责任 ，故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应对潘应文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第一、从法理上讲,保险车辆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后者是附随前者，并随前者的流转而移转。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保险车辆买卖未办理登记过户,只是不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而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由此而产生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和事实上的“车主”即本案原告。因此保险车辆买卖合同的这种履行瘕疵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继续履行。鉴于原告已经成为事上的合法“车主”， 理应享有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所约定的赔偿权利。第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其中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强制性保险，其基本特征是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即不用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责任依法而自动产生、中止或终结；强制保险的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车辆转让后，不管保险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保险车辆转让给谁，保险人都必须继续承保。从立法目的看，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汽车转让保险要更改，其宗旨是为了便于保险企业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因此规定而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而保险法虽规定保险车辆买卖保险要更改，但并无规定保险未更改，保险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未更改并没有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投保人潘应文转让保险车辆未办理保险变更，虽有存在履行保险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构成被告免的法定事由。第三、原告与本案交通事故受害者之间的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与原、被告及潘应文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亦同样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之处。如前者的侵权人（原告以及驾驶员）对事故受害者承担的是过错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责任，属于侵权之债；而后者则是合同之债，是由当事人约定而产生的，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取决于合同的约定，而非法定。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保险车辆出了事故，侵权人赔偿后，保险人就非赔不可。二者密切联系之处在于，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却是保险人承担理赔责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此外，还因为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制度创立宗旨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新交法第76条的规定就将两种法律关系连结在一起）。故而，本案保险车辆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和车辆损坏的结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人的被告自然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三、保险合同单证载明机动车保险条款是否格式条款，其效力如何认定。
原、被告举证的投保单和保险单都背书载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并载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本投保人兹声明……同意按本投保单所列内容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及特别约定向贵公司投机动车辆保险，并对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明确无误。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凭据。”如上所述的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其效力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告上诉时称，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然而，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并不是根据其指定的主体而确定的，而是根据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确定的。根据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以此定义，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标准合同，其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完全由保险人一方事先制定，在统一、规范性、标准化的保险单中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投保人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承认与否，而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条款。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又是属于强制性保险，则投保人只能表示全部接受和同意。于是，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机动车保险合同系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的赔款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最根本最主要的权利。被告以该免责条款约定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显然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也是以格式合同条款免除其保险合同的理赔责任，并由此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索赔权利。则本案被告以上述格式条款规定，以车辆转买保险未变更主张免责，显然是依据不足。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险单背面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相当于行政规章，但又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组成部分背书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上，并以如前所述“声明”方式明确告知投保人。因此出现了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竞合”现象。如果法院以格式合同条款为由直接认定上述保险单证背书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违法无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法律条款这个层面上来分析，则无异于以司法审判来直接否定部门规章的效力，这又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事实上，从1999年4月开始，机动车辆保险单证采用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制的车辆保险单证，单证背面印有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辆基本保险和附加保险的条款，是为方便被保险人了解保险条款内容，而非作为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的违约责任，但各保险公司实际上将其作为合同条款内容与投保人订立于保险合同中。有鉴于此，本案在审理时将其视为以格式合同条款内容进行认定处理，并认定其与合同法、保险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相悖而不支持被告的违约免赔的主张。如此以上位法效力优于下位法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裁判表述，而不在判决书直接表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无效。如此认定可避免产生以审判权代替立法权之嫌。
综上对机动车辆的保险、买卖、过户、变更及其发生事故所构成的动态法律关系并结合本案具体法律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一、二审判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