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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失信黑名单企业惩戒联动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辽政办发〔2012〕37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辽宁省失信黑名单企业惩戒联动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辽宁省失信黑名单企业惩戒联动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全省建立失信惩戒联动机制。实施失信惩戒联动将列为对各市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信用辽宁”建设绩效评议考核内容。省信用主管部门要对开展失信惩戒工作进行指导，定期通报和交流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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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辽宁省失信黑名单企业惩戒联动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全省信用环境，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全面推动“信用辽宁”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辽委办发〔2009〕54号）、《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发布使用办法》（省政府第220号令），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企业、社会团体和非法人经济组织（以下统称企业）。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从事各项经营活动的企业，必须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在日常交易活动中的失信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实施失信惩戒联动的信用信息，应当以工商、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物价、环保、劳动保障、公安、法院、信贷等信用记录为重点。
　　第五条　本办法由省级信用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行政机关、职能管理部门、公用事业单位、行业服务机构为执行本办法的主体。省级信用数据征集机构具体负责失信黑名单企业数据库的建立、维护和管理。

第二章　失信信用信息分类

　　第六条　企业信用信息，由守信信用信息和失信信用信息构成，其中失信信用信息分为提示信用信息和警示信用信息。
　　第七条　企业提示信用信息包括：
　　（一）未通过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专项或者定期检验的记录；
　　（二）受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或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的记录；
　　（三）纳税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的记录；
　　（四）不依法签订或履行《劳动合同》、开展集体协商、签订和履行《集体合同》的记录，不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记录，不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记录；
　　（五）拖欠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六）发生一般产品质量安全或生产安全事故的记录；
　　（七）法院认定的被执行人的一般失信行为记录；
　　（八）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可以记入的其他提示信用信息。
　　第八条　企业警示信用信息包括：
　　（一）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记录；
　　（二）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撤销或者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的记录；
　　（三）因违反财经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受到财政、审计机关处理的记录；
　　（四）乱收费、乱涨价、非法集资的记录；
　　（五）违反城乡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受到行政机关查处的记录；
　　（六）在招投标活动中，有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的记录；
　　（七）纳税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并且该纳税人存在欠税、发票结存和稽查在案的情况；
　　（八）依法被认定骗税或偷逃欠税费的记录；
　　（九）拒不支付职工和务工人员工资的记录；
　　（十）拒不支付工程款的记录；
　　（十一）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或生产安全事故的记录；
　　（十二）企业被处以行业禁入处罚的记录；
　　（十三）被依法认定违法开展关联交易或者违规担保的记录；
　　（十四）法院认定的被执行人的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十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记录；
　　（十六）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可以记入的其他警示信用信息。
　　第九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下列失信信息，应记入企业提示信用信息：
　　（一）正在被执行刑罚的；
　　（二）因犯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三）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并对该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满3年的；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并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满3年的；
　　（五）被处以行业禁入处罚，禁入期限届满后未满3年的；
　　（六）个人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或依法被认定偷逃税费的；
　　（七）企业存在未执结的债务，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境的情形；
　　（八）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失信黑名单的确定

　　第十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列入失信黑名单：
　　（一）企业在省信用数据交换平台查询有1条以上警示信用信息的；
　　（二）企业在省信用数据交换平台查询有3条以上提示信用信息的；
　　（三）企业被列入辽宁省典型失信案件名单并被公开予以曝光的；
　　（四）省直有关部门认定并以失信黑名单企业报送的，经省信用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应列入失信黑名单的；
　　（五）经省失信投诉举报平台受理后，省信用主管部门审核后认定为具有严重失信行为的；
　　（六）其他应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的情形。
　　第十一条　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企业须是未注销、未破产的存续企业。
　　第十二条　失信企业黑名单有效期与失信记录存续期一致，按照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审查，直至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事由消失。
　　第十三条　企业对失信不良行为认定或被列入失信黑名单有异议的，可以向省信用数据征集机构提交异议申请，征集机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申请报省信用主管部门同时转交异议信息的报送单位进行核实，原信息提供单位自收到核实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确实有误的，应当立即予以撤销或纠正；准确无误的，原信息提供单位应向征集机构提交书面处理意见。原信息提供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的，原信息无效，由征集机构予以删除，并根据删除后企业失信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列入失信黑名单。申诉处理期间，不影响失信行为的记录公示与处理。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报请省信用主管部门批准，可从黑名单上解除。
　　（一）企业已履行义务，修复不良信用记录，并经原信息报送单位同意的；
　　（二）企业对失信行为作出实质性改正，信用意识明显增强，失信风险显著降低且列入黑名单期间未发生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的失信内容，并经原信息报送单位同意的；
　　（三）出现其他可从黑名单上解除的因素。
　　第十五条　失信企业从黑名单上解除的相关程序。
　　（一）失信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经有关行政部门审核，省信用主管部门核准后予以解除；
　　（二）原信息提供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省信用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解除；
　　（三）出现其他可从黑名单上解除的因素，省信用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解除。

第四章　失信黑名单的披露

　　第十六条　失信企业黑名单应当通过“信用辽宁”网站以及省信用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向全社会公开披露。
　　第十七条　失信企业黑名单的披露，应当客观、准确、公正，保证所披露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禁止披露企业商业秘密。
　　第十八条　失信企业黑名单披露时限，应当与其有效期保持一致。

第五章　失信惩戒联动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职能管理部门、公用事业单位、行业服务机构在日常监督管理、行政许可、采购招标、评先评优、信贷支持、资质等级评定、定期检验、表彰评优、安排和拨付有关补贴资金等工作中，必须依法查询省信用数据交换平台中失信企业黑名单数据库，并针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按照各自职能分工采取以下失信惩戒联动措施：
　　（一）列为日常重点监控和监督检查对象，并提高监督检查频次。
　　（二）撤销其相关荣誉称号，禁止参与评优评先。
　　（三）证券经营及服务机构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对列入黑名单企业要限制其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等。
　　（四）金融机构可以按照贷款风险成本差别定价的原则，提高贷款利率或拒绝贷款。
　　（五）招投标时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明确的限制性条款，依法禁止参加重大项目招投标。
　　（六）在申请列入政府信用担保管理体系时，不予批准；已列入政府信用担保管理体系的，给予黄牌警告或取消资格。
　　（七）取消其财政补贴资格，不予以考虑享受政府补贴扶持（拨付财政性补贴资金）等国家政策。
　　（八）在办理资质评定、申报、升级、验证、年检中，依据法律、法规对其做出相关限制，或者依法取消有关申请资格。
　　（九）政府采购管理中，从列入黑名单起3年内依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十）发票的供应实行收（验）旧供新、严格限量供应等办法。情节严重者，依照税法等规定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
　　（十一）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时应从严审核、审批。情节严重者，依照税法规定停止其出口退（免）税优惠。
　　（十二）海关行政管理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暂缓办理新的加工贸易合同备案，以前已备案的，提高日常核查率，核销时下厂实地核查。进出口货物逐票开箱查验。经营活动列入稽查重点。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暂停或撤销企业报关资格、载运海关监管货物业务资格、保税存储业务资格。作为重点税收监控企业。对进口减免税货物的，实施减免税后续重点管理。
　　（十三）失信黑名单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出现第九条第一、二、三、四款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取消其参与评优评先资格、暂停其执业活动。金融机构限制其办理贷款等。工商部门对其出资设立新经营实体，不予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十四）严格限制其新增项目审批和核准、用地审批等。
　　第二十条　提倡和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在开展信用交易或其他活动过程中，查询失信企业黑名单数据库，降低信用风险。

第六章　失信惩戒联动的制度保障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失信惩戒联动工作，加快整合行业内、系统内的信用信息，按要求及时为省信用数据征集机构报送本系统采集的信用信息特别是严重失信信息，加强部门信用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部属下，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并报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强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热点、重点问题的信用监管，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第二十二条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因不查询失信企业黑名单数据库而导致决策或者工作失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通过“信用辽宁”网站予以披露。
　　第二十三条　省信用数据征集机构要尽快建立失信黑名单企业数据库，并提供查询和共享服务，制定失信黑名单的公开披露制度，确保失信黑名单的更新及时、准确、有效。
　　第二十四条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督查、考评相关部门失信惩戒联动工作落实情况，及时推介失信惩戒经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失信信息是指本办法生效之后产生的，对于本办法生效前所发生并记录保存下的失信记录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