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是否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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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不起诉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司公平

　　当代中国社会，律师与社会生活日益密切，律师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律师在推动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自行辩护和委托辩护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两种方式。由于被追诉人一般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知识且往往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无法深入了解案件，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有时会失去自行辩护的基础。这使得律师辩护成为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最为重要的保障。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复杂化和刑事辩护权的发展，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辩护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曾一度中断。随着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的通过，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开始恢复。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和《律师法》的出台，使得律师参与刑事辩护 的辩护制度得以真正的建立。但是，由于两法立法上的缺陷及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措施，使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处境尴尬，现状堪忧。

　　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对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境遇尴尬，律师的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完善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提高律师的地位，最终可实现程序正义，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维系法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刑辩律师更是在司法个案上彰显社会正义的重要角色。全社会尤其是公检法等部门要善待和保障刑辩律师的职业权利。刑辩律师也应强化执业自律意识和诚信服务意识。毕竟刑辩律师的荣辱关乎到我国法治文明的兴衰。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其中特别是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侦查机关往往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以及了解案情方面给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辩护律师不能够很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则表现在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是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因此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在实施中应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然而，在该条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目前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
（一）亟须解决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手段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外，是否还可以采用询问证人或讯问被告人等其他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合议庭在进行庭外调查时，应该可以采取询问证人等其他方式，这既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所必需的，也与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相吻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的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只应限于实物证据，调查手段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明、冻结六种。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是：首先，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作为言辞证据具有可塑性，并且容易失真，如果法官调查核实言辞证据并改变了其内容的话，容易给法官这个中立裁判者的角色造成偏袒的印象，同时，也为极个别的法官认定事实时按照自己的喜好提供可乘之机。而实物证据失真和可塑性较小，在产生疑问时可由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来揭示，对科学技术、设备和知识的依赖性较强，所以法官对实物证据产生疑问，控辩双方的通过当庭辩论又无法达成一致，当庭不能立即作出裁判的，法官可以在庭外进行调查核实。故刑事诉讼法允许采用的庭外调查的证据范围只应是实物证据；其次，从立法意图来看，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庭外调查只限于六种手段，并且删除原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搜查（获取言辞证据的调查手段），因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此是具有明确的立法取舍的，既然询问证人等侦查手段并未列入其中，理应视作法律禁止使用；再次，如果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鉴定结论等言辞证据有疑问，合议庭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或鉴定人到庭提供证言或陈述，接受质证，无须法官再去庭外进行调查核实。
（二）、亟须解决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检、法两家相互指责的现象：检察院认为法院在行使庭外调查权时，常常凭主观好恶随意为之。甚至指出极个别的法官通过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名义来积极主动地为被告人开脱罪状；而法院指责公诉人常常图省事，将本应由控方调查询问的证人开列一份清单，让法院来履行询问证人的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应及早作出司法解释，对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情况进行明确具体的界定，以减少检察与法院两家相互之间的指责。
（三）亟须解决庭外调查核实的证据是否应该通过诉讼程序才能转换为判案的证据问题。有人认为，法院直接调查核实的证据在法庭上再出示并听取各方意见，难以避免法官受质询的尴尬。因此，只要取证时通知控辩双方到庭，就不需要再于法庭举证，而可以直接将其用作定案的证据。笔者认为，法院庭外调查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样才能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一切证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立法本意，刑事案件才能办成铁案。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作斌